身体、人口与性——关于福柯“生命权力”理论的三维解读

圆木小径2021-01-11 11:45:23

福柯以其对“权力”卓越的微观分析当之无愧地可被誉为“权力哲学家”。其分析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以前的分析主要将权力当作一种强制的、消极的外在惩罚力量,而福柯出人意料地揭示了规训的、积极的、生产的、匿名的这一作为权力所具有的内在特性。用福柯本人的话来说,传统权力,其“最高权力的典型特权之一就是生杀大权”这是一种形式上源自古老“父权”的“‘让’别人死”或“‘让’别人活”的权力;借助一种微观分析,福柯发现,从古典时代起,西方世界经历了一次权力机制的深刻变化“‘让’人死或‘让’人活的古老权力已经被‘让’人活或‘不让’人死的权力取代了”。死亡权力曰渐成为一种积极地管理、抬高、具体控制和整体调节生命的权力的补充,权力负担起营卫生命的重任:确保、维护、强化、增加生命和理顺生命的秩序,由此“一个‘生命权力’的时代开始了”。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生命权力”(bio-power)不能从根本上看作一种“自我关怀”(the care of the self)技术,更多的是借以“生命”的名义实施权力,从而使权力悄悄渗透曰常生活,深入灵魂的深处。


一、身体规训:“灵魂是身体的坟墓”


法国启蒙哲学家拉美特利以提出“人是机器”这一命题而被人屡屡议及,在福柯看来,该命题的提出标志着可解剖的身体与可操纵的身体之汇合,或者说,可操纵的身体喻示的是一场具有同样性质的政治治疗术,身体成为权力机制的运作对象“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正在诞生”。根据福柯的考察,身体成为权力干预的对象和目标并非史无前例,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身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控制。与以往不同的是,自17、8世纪出现的此种围绕个人身体的权力技术包含着若干新的因素:从控制的范围看,新的权力技术是一种支配能动身体的“微分权力”(infinite simal power),换言之,它不是将人体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是个别地、“零敲碎打”地处理人的身体,对它施以微妙的限制,从身体的细节——动作、姿势、态度、速度——来掌握它;就控制的对象而言,受到权力技术控制的不再是身体言行的能指要素等符号,而是运动的结构、效能、内在组织,是力量的实施;最后,此种权力技术的控制模式也迥异于前,它暗含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它监督着身体的运作过程而不是结果,并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总之,这是一些可称为“纪律”或“规训”的方法“这些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一功利关系”。

按福柯的分柝“纪律是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它在人身体上的展开可概括为四种方式。首先,纪律注重对人加以空间上的分配。“空间”通常被理解为由围墙而构筑的一个与众不同、自我封闭的场所,然而,在新型的身体权力规训中,“‘封闭’原则在规训机制中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不能满足需要。这种机制是以一种更灵活、更细致的方式利用空间”。如考试中的“等级排列艺术”根据考试的名次安排座位的位置等,其实质是将属于某一特定团体的个人与其他个体区别开来,依据的是一种空间单元格的定位法。正是这种空间序列的流动性激发学生按照设计好的原则采取相应的得分动作“这种既提供了固定的位置,又允许循环流动。它们划分出各个部分,建立起运作联系。它们标示出场所(位置)和价值”。福柯形象地称此“空间分割术”为制定“活物表”(tableax vivants),它将无益或有害的乌合之众变成有秩序的多元体的运作,既保证了每个人的顺从,又确保了一种时间和姿态的更为经济的使用。

其次,纪律对身体的活动也作了精心的设定与控制。这或可看作一种时间艺术“规训权力的特征之一就是试图从身体中抽取‘时间和劳动’而不是‘财富与商品’”,通过一种时间的精细化安排实现对人体活动的控制。在规训权力看来,身体不仅具有可分解的“单元性(,而且也具有自然的“有机性(,由此可以采用一种积极的立场,将身体塑造为一个钟表式的“活动构成”(composition of actions)。一系列“操练”以和善的面孔加于人们的身体之上,如在行军过程中对步伐的长度、所用时长的规定,赋予身体行为一种集体的和强制性的节奏;书写时对位置与姿势的要求,使身体时时处于最佳姿态等。不仅如此,这一安排的艺术效果还带来了身体及其各部分力量的无限放大与扩展,它把身体活动分解为两个平行的系列——被使用的身体的各部位系列(左手、右手、手指、眼睛等等)和被操纵对象的各部位系列(如枪击训练中使用枪械的柄槽、枪托、扳机、瞄准镜等等),这两个系列通过姿势、活动联系在一起,由此“权力造就出一种肉体—武器、肉体—工具、肉体—机器复合”。这样,如果说工具是我们“身体的延长”的话,那么,正是由于权力“为汝着想”的温和干预,才使二者啮合得更紧、甚至已经难以对二者作出清晰的分辨;也正是通过将时间渗透进对身体的控制,通过一种不无细致的内在安排,人们曰渐逼近一个“最高效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

第三,纪律还涉及对训练环节和阶段的安排,福柯称此为“创生的筹划”。这一技术致力于“调节时间、肉体和精力的关系,保证时段的积累,致力于利润的持续增长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可以看出,这一技术的精细化在教学实践中有一个淋漓尽致的体现,它将学习过程(时间)划分成各自独立的不同阶段,并细致入微地确定每一阶段(时间片断)的持续时长、教学大纲,每个阶段都以考核作为结束,同时一个阶段的结束则又意味着新阶段的开始。凭借这一技术,权力在每一时刻都可以对人进行细致的观察、监控和有规律的干预(区分、矫正、惩罚、消除),又可以根据每个人在系列中达到的水准作出评价并进而教育、使用每个人,还有可能重新发现在最终结果中被整合与被证明有用的时间与活动,从而表明一个人的最终能力。结果,它不仅将人与人区分开来,同时将每个人完整的生命进程不动声色地划分为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并借助连续性和强制性形式确保了某种发展、某种观察和某种资格的实现。个人被纳入到一种“进化的”线性时间序列之中,他的成长必须符合此种“创生”意义上的进化,否则将会被盖上“不合格”、“未达标”的印记,从而被社会群体剔除,这一威胁也直接白热化了被排列名次的个人之间集体的、持久的竞争。

第四,纪律对各项身体力量加以普遍的协调组合,以期达到最大的效果。福柯将此形象地称之为“以具有可分因素的几何学为原则的机制”,以此区别于靠增加密集程度来增强力量的所谓“以活动或静止的密集队形为基础的机制”。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源于军事战术对身体力量加以编排的技术,它将单个身体变成一种可以被安置、移动及与其它身体结合的因素,继而,基于人生不同时刻表现出不同的力量与特征,又将各种年龄系列也转变成为机制的部件,最后,借助一个精确的命令系统,将人的身体置于一个玄妙的信号世界,其全部活动都通过简明的命令来表示和维系。由此我们发现,纪律不再仅仅是一种分散身体、从身体中榨取时间和积累时间的艺术,而是把单个力量组织起来,使单个身体与其他身体相结合,形成某种最佳的组合方式,以期获得更大力量、更高效率的机制。

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向我们表明,规训权力机制与传统的封锁、封闭、纯粹否定性的消极权力机制不同,它是一种致力于身体细节的微观权力技术,也是一种把身体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积极的、生产性的技术。通过“训练”,规训权力将大量混杂、无用、盲目流动的“生命力量”变成多样性的个别因素——小的独立细胞、有机的自治体、原生的连续统一体、结合性片断,最终变成一种身体的自我看管技术。无数既驯顺又充满力量的所谓“被规训的大众”——借由规训权力的四种技术,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以及为了达到力量的组合而安排的“战术”——造就了出来,他们被安置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声不响地发挥着自己的力量。凭借这种新的微观权力技术,在人的身体上,经济和政治实现了最完美的结合:一方面,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纪律通过把体能变成一种“才能”、“能力”通过对身体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增加了身体的力量;另一方面,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纪律又颠倒了体能的生产过程,竭力减弱这些力量,从而试图制造出大量“驯顺的”身体。至此,这一规训技术系统已经内化为身体深处的“灵魂”具有远超其本人所意识到的征服效应,用福柯本人的警句来说,“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


二、群体调节:人口的“生命政治学”


身体规训聚焦于身体的个人化,即如何通过身体的“自主性”运作完成驯服主体的生产。按福柯的分析,除身体的规训权力技术外,18世纪下半叶还有一种与之相应的大众化调节技术,即通过所谓治理(government)在“人—类别”(man as species)的方向上完成。因此,如果说与身体规训相伴的是一种肉体人的“解剖政治学”(anatomo-politics)的话,那么,与此种群体调节技术相随的则是所谓人口的“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

“生命政治学”的诞生标志着生命进入了历史,换言之,人作为类存在的生命现象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的秩序之中,进入了政治技术的领域。福柯发现,生物因素对历史因素的压力一直萦绕于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而且极其强烈。早期历史中这是一种受死亡威胁支配的关系,流行病和饥荒构成其两大极富戏剧性的形式。然而,随着18世纪的经济(特别是农业)获得长足的发展,财富与产品的增长远远快于它所促进的人口增长,从而缓解了死亡对人的威胁,尤其是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死亡从此不再直接威胁生命了”。在此背景下,人们发现国家增强其权力与影响的主要方式在于提升人口的健康、道德、繁殖力以及对待国家的态度“人口不再仅仅是表明统治者力量的标志,而且是国家和统治者力量的源泉”,人口问题逐渐成为国家的核心问题。

面对人口这一全新课题,权力不再主要以法律的禁止面目出现,也不再依赖于细致入微的规定,而是将自己理解为一种针对人口的调节机制,一种通过人和东西的行动、迁移、流通的自由来运转的调节。福柯发现,此种以对生命的肯定意义的关注、以对人口之调节为特征的“生命政治”首先可以追溯至希伯来文化中牧人和羊群的隐喻,牧人肩负着拯救羊群的责任:一方面,他必须提供给羊群足够的食物,把它们引领到丰美的草场;另一方面,他还须对每只羊有彻底的了解,看护母羊,寻找迷途的羊,照看受伤的羊等等。牧羊人的权力或“牧领权力”在一种保护的责任和义务中表现出来,因此“其唯一的理据就是行善,为了行善”。这种充满善意的牧领权力被基督教接纳、吸收和改造,发展为一种以救赎为目标,在实践中贯彻着审查、忏悔、引导和顺从的权力技术。同时,基督教还将牧领主题制度化,“教会自上而下,权威关系是建立在牧羊人与羊群之间的关系之上的,既有特权,又有责任”并通过一套完备的法律、规则、技艺和程序作为其保障。这就使得基督教会的权力从整体上说是属于牧领的权力,除了基督这一“第一个牧人”之外,使徒是牧人,神职人员也是牧人。他们通过忏悔去了解羊群的行为状况,使离群的羊得以回归;通过审判,将那些沾染疾病或丑事并有可能传染给整个羊群的羊只从羊群中驱逐出去,而其最终指向的则是“个人对个人的彻底服从”。在这里,我们不难窥见到种族主义、纳粹主义对人加以种族区分的某些因子。随着15世纪尤其是16世纪出现的“牧领制度反叛”以及席卷欧洲的新教改革,牧领制度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在世俗生活上都有所强化“牧领从来没有发挥过这么重要的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掌握着物质生活、曰常生活以及个人的世俗化生活”。牧领权力被全面引入西方世界,并成为现代社会中对人口进行积极调整、干预和管理的生命权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生命政治学”不仅是“久远的牧领权力技术在西方的现代回声,同时,它也是马基雅维利以来治理术的逻辑变化”。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治理主要保护的是君主与臣民和领土之间的君权关系,它是在统治权的法律框架之内对主权与领土关系问题的思考、反思和计划。到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治理变成了对人的治理,因为人是与财富、资源、物资、领土这些东西关联在一起的。因此,作为一种全面的治理,一种对“人与东西的复合体”的治理,也即福柯所说的国家理性的治理——“它将国家看成一个自然客体,看成是_套力量的综合体,它以国家本身、国家力量强大作为治理目标”——就成为势所必然。

福柯进一步揭示到,此种国家理性的治理由两大“技术整体”构成——外交—军事体系和管治(police)体系,从本质上而言,这两套权力技术是为了保持一种力量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以及国家内部的稳定和力量壮大。福柯重点阐述了管治权力技术。在他看来,管治可被视为是一整套有关国内人口的盘算和技术“依靠这种盘算和技术,能够在国家内部秩序和国家力量增长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但仍然是稳定和可控制的关系”。首先,管治将人口的数量纳入到自己必须负责和考虑的首要任务中来。然而,其关注的重点不是人口的绝对数量,而是人口在数量上和这些人口所占有的资源、领土潜力之间的关系。其次,管治还需负责与人之生存迫切相关的生活必需品,如粮食和日用品,使人们能够在出生之后得以真正地生活下去。管治的第三项内容涉及的主要是健康问题。此时,健康已经不再只是疾病流行时的问题,而是一项必须长期考虑和干预的、同时又是针对每个人每天的健康的问题。其重心主要在城市,具体体现在城市空间政策上,如对城市街道宽度的调整,分散可能导致疫气和毒害空气的因素——肉店、屠宰场、墓地等。我们可以发现,此种对城市空间的设置,在当今社会更是备受重视,并发展出一套有关城市规划的学科。有了众多的可以存活下来的健康人口之后,管治的第四项内容就是监督人们工作,使人们不致于游手好闲,尽可能从事不同类型的、国家真正需要的工作。最后,人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产品的流通也成为管治的内容。其涉及改善流通必须的物质工具,如治理河流、桥梁、道路状况等;涉及商品的进出口;也涉及人口的流通,如制止流浪,阻止熟练工离开他们的工作地点,更不允许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

管治包括了一个无比巨大的领域“一切从生存到生存得舒适,一切能够在生存之外引出生存得舒适的东西,让个人生存得舒适成为国家的力量。我认为似乎这一点,就是公共管理(管治)的内容”。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领域,管治并不是孤军作战、独力苦撑,也不再诉诸一套严酷的法律,而是仰仗一整套技术知识。在此,福柯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权力与知识的伴生关系,指出一系列涉及人口问题的知识成为管治可资参考、可以利用的资源与伙伴。

在福柯看来“经济学”与治理知识的建构密不可分,管治之所以对人类存在和共同存在的纯粹物质性报以如此巨大的兴趣,其原因在于商业被思考为增强国家力量的主要工具。人口一财富问题不仅成为治理理性的重要目标,人口这一新的主体一客体也被引入到财富分析之中,这一切在经济学的实践和反思中制造出颠覆性的结果——开启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政治经济学。从此,人们不再进行单纯的财富分析,而是开始分析思考人口、领土、财富之间连续而多样的关系所构成的新型网络。需要指出的是“福柯所谈论的政治经济学,既不是古典经济学家有关资本与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对‘活的劳动”的经济学批判,而是一种力(forces)的政治经济学”。它的诞生与发展使人们意识到“对资源—人口关系的管理不可能通过强制管理系统面面俱到地解决,强制管理系统的意图是增加人口来扩大资源”人口的数量并不取决于个人生孩子的意愿或对生育是否鼓励的法律制度,它依赖于一系列可变的因素,如税收体系、流通行为和收益的分配等等,这种依赖性是可以得到理性分析的,也可以人为加以调节和改变。这样就为以治理为特征的干预,即经济和人口的干预提供了知识论证与理论指导。对人口依赖因素的分析同样激发了统计学的发展:人口的规律性、人口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人口自身的事故规律都被统计学逐步揭示出来;人口的迁移、风俗、职业活动所带来的特定经济后果也被统计学详细揭明;国家可以支配的资源——矿产、森林等等以及生产出来的财富、流通的财富、税金的效果等都借助统计学而被估算出来。统计学成为了“权力的秘密”它使人口所依赖的变量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得到细致的观察和谨慎地预测。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等知识的配合,使管治在面对其所负责的巨大领域时不再手足无措,而是显得颇为得心应手,它们为治理艺术的展开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和具体的协助。

“牧领、新的外交—军事技术,以及管治我认为,这是国家的治理化得以产生的基石,而国家的治理化是西方历史上的基本现象”。在牧领权力、外交—军事技术、管治的共同配合下,西方国家进入全面治理化的时代,而西方政治也因此过渡为以人口—生命为对象,对人口施以积极的调节、干预和管理,以提高生命质量为目标的所谓“生命政治”。对人口问题的发现,尤其是对生命政治的发掘与阐述,标志着国家问题进入了微观权力的分析领域,对于福柯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福柯以此修正了之前“全面化的规训社会”的假设;另一方面,他将权力分析的领域扩展到整个国家,极有力地回应了一些学者如霍耐特、普朗查斯等的批评,这些批评认为福柯逃避了国家这一问题或者认为他的方法不适用于国家的层面。


三、性机制:“肉体和人口的十字路口”


如前所述,自18世纪起,出现了两种权力技术:一是围绕身体的权力的惩罚技术,它把个人的身体当作力量的焦点来操纵,竭力使此力量既有用又顺从,并产生个人化的后果;另一个则是作用于人口或生命的安全(或调节)技术“身体被置入整体的生物学过程之中”它试图控制可能在活着的大众中产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改变其概率,力求达到某种生理常数的稳定,实现某种所谓的整体的平衡,产生人口的大众化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权力的惩罚技术与调节技术相对或不同,但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权力的惩罚机制和权力的调节机制,针对肉体的惩罚机制和针对人口的调节机制是相互链接在一起的”。这两种权力技术的联结并不是在反思话语的水平上实现的,而是在权力技术的具体机制的形式中完成的,而性经验的机制堪称其中最重要的机制。

“性,正好处于肉体和人口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性作为纯粹身体的行为,作为人类最私密的行为,堪称“个体的密码”它与身体的功能、健康、生理过程、感觉、快感联结在一起,借助它我们可以对个体加以仔细地分析和认识,窥视到个体的身心状态。而且,通过性所获得的有关个体的知识和分析构成了对身体施以规训的基础,由此可以引发出对身体的无穷无尽的监视、无时无刻的控制、细致入微的肢体定位以及没完没了的医疗检查或心理检查等。另一方面,性又与人口这个复杂的要素和整体有关,它不仅关系到人口的数量,也与人口的整体平衡、人口的质量(即人种、子孙和集体的健康)相关。这样,性又与人口的调节密切相关,它变成了政治运作、经济干预、道德化或责任化的意识形态宣传的主题;它引起大规模的测量、统计评估和对社会有机体及其各下属集团的干预,并产生关乎全局的总体性后果。总之,性同时是进入身体生命和人种生命的通道,是实施身体规训和人口调节的重要基础。鉴于性所表现出的无比重要性“在‘身体”和‘人口”的连接点上,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而不是以死亡威胁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

福柯发现,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倾向于用压抑来说明性与权力的关系:性在权力的作用下失去了立足之地,丧失了表达权,它遭到驱逐、警告和否认,被迫东躲西藏、缄默无语,性总是处于权力的压抑之下。“性压抑假说”成为一个被大家广为接受、普遍使用的观点,如弗洛伊德将对性的压抑视为人类文明滥觞之源,赖希把性压抑视为人类“最沉重的枷锁”汤因比也认为有关性行为的传统规范都是抑制性的。性压抑假说之所以被人们广泛接受,是因为它有着来自历史的和政治的郑重保证——性压抑与资产阶级的秩序连为一体,它同资产阶级的崛起、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关联:如果资本主义容忍性的恣意放纵,那么,它所需要的劳动力和生产力就会耗费在漫无边际的寻欢作乐之中,这样,要保证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充足劳动力,就要禁止性享乐,就要对性予以全方位的压制,尤其是压制那些无用的、贪图享乐的过渡性行为。

这一看似无可辩驳的“压抑假说”受到福柯的全面质疑:性压抑真的是历史事实吗?权力机构真的在本质上说是维护压抑秩序的吗?有关压抑的批判话语是否属于它所揭露的“压抑”的历史网络呢?带着这三大疑问,福柯展开了对17世纪以来有关性的宗教忏悔的研究。

在基督教传统中,忏悔仪式一直被视为是一种圣礼、一场圣事,每一个信徒都有义务向教士自供罪孽,并向他表示因这些罪孽曾经带来快乐而感到遗憾。自从基督教的忏悔出现之后,性,作为人类的基本本能、基本欲望,一直是忏悔的首要内容。福柯发现,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严格地叙述性活动的操作细节,如双方各自的位置、表现出的姿态、姿势、抚摸和快感的确切时段等,对于忏悔的完整性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后来大家不再注意细节了,或者说,细节对于忏悔活动来说不再那么重要了,新的教士守则规定“一旦涉及性,要从一些‘拐弯抹角的和有点模糊的”问题出发,点到为止,尤其对于儿童而言”,语言受到了严格的净化“词语都经过了作为语言警察的新的礼仪规则的过滤检查”性不再成为大家直接谈论的话题。然而,一方面是对语言加以小心净化,另一方面却是坦白范围,即身体坦白的范围,无限地扩大。“肉体的一切暗示:思想、欲望、意淫、乐趣、身心的协调运动,所有这些从此必须在忏悔和引导的相互作用中被详细地坦白出来”,“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握之中”,任何稍微带有性特征的东西都落入没有止境的话语磨坊的磨炼之中,人们不仅忏悔违反法律的行为,而且还要事无巨细地坦白出自己全部的欲望。此种巨细无遗地对性的坦白,曰复一曰,没完没了,业已深深地植入现代人的心灵之中。

福柯指出,基督教的忏悔实践实际上旨在通过把欲望整合和应用进话语之中,而对欲望产生特别的影响,即希望人能够控制欲望、远离欲望的诱惑,使人实现精神上的复归,重新皈依上帝。此种旨在控制欲望的忏悔实践对于现实政治、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方面有助于细致入微地监控个体的身心状态;另一方面,一如霍尔巴赫所言“由于这个方法,……能知道所有家庭的秘密”,通过忏悔,可以毫不费力地窥见到忏悔者家庭的隐秘:忏悔者的秘密、其配偶与孩子的秘密以及所有与忏悔者相关的人的私隐。而现实政治与经济看重忏悔实践的不是它的悔过与重新皈依“它看重的只是坦白”。这样,长期以来一直被紧紧束缚在忏悔实践中的坦白在现实政治的关注下日益扩散开来,尤其是从清教主义、反改革运动、18世纪的教学法和19世纪的医学出现以来,它逐渐摆脱了自身仪式的区域性和专一性,突破了宗教忏悔的领域,迅速向四处传播、蔓延。坦白被运用到一系列的关系之上:儿童与父母、学生与教师、病人与心理医师、犯人与专家的关系。西方社会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坦白社会,坦白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法庭上,在医学上,在教学中,在恋爱过程中,在家庭关系中,甚至在最平常的关系、最庄重的仪式上。而且,在18世纪前后,性也不再仅仅是人们忏悔活动的对象,为了研究、计算、解释和说明性,人们开始在政治、经济、技术的范畴谈论性,性逐渐成为管理的对象、调节的对象“管治”的对象。然而,如果说,基督教对于谈论性的语言的审查完全基于忏悔者的自我审查的话,那么,在世俗社会中对谈论性的语言的审查则完全出于权力的运作;如果说,基督教的忏悔圣事是为了让人摆脱欲望,皈依上帝的话,那么,用公共话语治理性,则是为了控制和操纵人们的欲望“规划一种经济上有用和政治上保守的性经验”,从而能够促进国家力量,服务国家利益。

通过对17世纪以来有关性的宗教忏悔和坦白的研究,在几乎所有被认为性被迫陷入沉默的地方,福柯都发现了性话语的繁殖与激增。“从18世纪以来,性就不断地激发起一种普遍化的话语亢奋。而且,这些性话语的增多不是外在于权力或反对权力的;而是相反,性话语是在权力的范围之内,作为权力运作的手段起作用的。到处都有各种话语煽动,到处都有听取和记录的机构,到处都有观察、审问和表述的手段。人们揭发性,把它限制在一种话语存在中。从强迫每个人把他的性经验转变成一种永恒话语的独特律令,到在经济、教育、医学和司法煽动、摘要、整理性话语和使之制度化的众多机制,我们的文明需要和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滔滔不绝的性话语”。由此可见,权力机构并没有压制性,使之销声匿迹,反而不断积极地煽动人们去谈论性,甚至希望事无巨细谈得越多越好,发音越准确越妙。因此,我们必须抛弃近现代工业社会开启了一个性压抑不断增长的时代的假说。

在指出权力对于性不是压抑而是积极地煽动、利用之后,福柯进一步发掘出18世纪以来的四种伟大战略,即女人肉体的歇斯底里化、儿童的性化、生育行为的社会化、反常快感的精神病学化。由女人肉体的歇斯底里化区分出哪些女人可以光荣地肩负起“母亲”的责任,哪些难以胜任这一责任——“神经质女人”并对她们的身体和性进行细致的诊断、区分和治疗;在儿童的性化策略中,将儿童界定为“原初的”性存在,由此可以打着防止儿童性早熟,保障儿童乃至整个种族的健康的旗号,在儿童周围织就一张由关切的、好奇的、严肃的、观察的目光组合而成的巨网;生育行为的社会化,即利用社会的、财政的、医疗的甚至是政治的手段促进或限制夫妇的生育能力,从而优化生育,减少致病的因素;反常快感的精神病学化,即将性本能视为可能感染上诸多反常形式(主要是“性倒错”)的生物和心理的自主本能,并试图为这些反常寻找某种矫正术,使得全部行为都正常化或病理学化。福柯发现,两个世纪以来的“性政治”正是沿着以上四条路线发展的,“每条路线都是一种连结规训技术和调节步骤的方式”。如前两条(妇女的歇斯底里化与儿童的性化)主要是在规训层面发生影响,但是它们又是以调节需求——一切有关人种、子孙和集体健康的主题——为支点的;再如后两条(生育行为的社会化和反常快感的精神病学化)涉及生育控制和对性倒错的矫正,这些干预是调节性的,直接与人口整体的数量与质量相关,但是它们又必须以个体的规训需要为支点。因此,我们可以说,性不仅处于肉体和人口的十字路口,它还揭示了惩戒与调节。

关乎人类的“调节”与对身体的“规训”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二者又在“性”这一“十字路口”相遇并连接在一起。在福柯看来,事实上有一种要素在惩罚和调节之间循环,它以同样的方式作用于肉体和人口,既导致对肉体的规训秩序又导致对生物学复杂多变的偶然事件的调控,这一要素就是“规范”(nom)。“规范,既能运用于需要纪律化的肉体,又能运用于需要调节的人口”,它将我们引向一个规范化的社会,在这一规范化社会中,“纪律规范和调节规范垂直相交”。权力通过惩罚技术和调节技术两方面的双重游戏,开始全面负担起生命的责任,它将肉体、健康、饮食、居住方式、生活的条件和生存的全部空间——与生命相关的一切,都涵盖在自己的网罗之中。

如果说马克思·韦伯以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揭示的禁欲道德的资本主义作用而受人瞩目,那么,福柯关于生命欲望的权力技术分析同样值得我们喝彩。福柯以其特有的系谱学的方式指出,在18世纪某些西方国家里所发生的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关的事件,却呈现出另一种比否定肉体的禁欲道德更加丰富的现象“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得更多。它要求增大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让它们变得更加有用和驯服。它还要求能够增强各种力量、能力和一般生命的权力手段,而不至于使得它们变得更加难以驯服。……根据资本的积累来调整人口的增长,以及根据生产力的扩展和利润的不同分配来确定人类组织的增长,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些都是由于生命权力按照多种形式和步骤的运作才得以可能”。从某种意义而言,生命权力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与繁荣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生命权力的生产能力、创造能力无疑是令人惊讶、使人兴奋的,它在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成果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称羡不已。然而,我们在惊叹于生命权力无与伦比的创造力的同时,也不得不为处于生命权力精心干预下的人的生存命运表示深深的担忧。因为,生命权力不仅代表了人的生命、生活方式已经受到全面、细致的干预调节,而且种族主义、纳粹主义进入国家机制也可以披着生命权力的精致外衣“纳粹主义实际上是从18世纪起建立的新权力机制发展的顶端”,“没有比纳粹更有纪律的国家;也没有哪个国家进行的生物学调节更紧密更坚决”。福柯所揭示的生命权力已经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的特有物,它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低调地潜行于每个人的身体,贯穿于人的一生。生命权力技术业已成为当代人类生活与生存必须面对的危险而不知名的力量,对于它的关注、反思与抵抗,应当成为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质量与未来命运的事情。


原文转载于哲学网:

http://www.zhexue.org/westen-philosophy/15796.htm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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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汪民安主编:《福柯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Maurizio Lazzarato,“From Biopower to Biopolitics”,The Warwick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13,2002,p.13.

[7][法]霍尔巴赫:《袖珍神学》,单志澄、周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3.

[8][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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